范正利:赫伯特•亨茨勒的麦肯锡思维

2019-10-30 09:20栏目:世界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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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伯特•亨茨勒

       1941年11月3日,纳粹德国。

       当日,纳粹当局颁布了一道新命令,提高烟草税约80~95%,这个税率多年保持德国最高,直到纳粹政权瓦解后25年才被超越。这是纳粹德国禁烟运动的一部分。

       当日,在德国普罗辛根(Plochingen)一座叫做内卡豪森的村庄,亨茨勒家族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赫伯特•亨茨勒(Herbert  Henzler)。

       德国禁烟运动在纳粹政府力推之下,成了彼时全世界影响力最甚的禁烟运动。纳粹德国是首次研究肺癌与吸烟之间具有某种关联性的国家,并无意中开创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大众禁烟运动。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甚至还曾以个人的身份,提供经费给成立于1941年的烟害研究局。颇有些人性化之举让我们看到这个暴君难得一见的温情一面。然而,他带给世界更多的是地狱般的灾难。

      1941年的世界,无疑是一个极度动荡的世界。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12月11日,纳粹德国对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二战”达到最大之规模。

       幼年赫伯特•亨茨勒于“当时无法理解德国正在发生什么”,在他2015年3月出版的自传《挑战极限》中说,“战争在我的记忆里只留下了点点滴滴的烙印”。但他记得自己和同龄伙伴当时被称为“斯大林格勒年份”孩子,“这是因为1941年德国对苏联开战”。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生逢乱世,自给自足的农庄并未让童年的亨茨勒感到饥荒,只是偶尔会被城里人在身后喊“愚蠢的农民”的时候稍稍有些自卑。

      这个男孩开始思考如何摈弃“小农意识”了,他说当时“只知道一件事:这样冷酷的农业劳作是我此生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如其所愿,赫伯特•亨茨勒此后离开了父辈的农庄,成为麦肯锡德国总裁及欧洲区主席、创始人。

      毋庸置疑,赫伯特•亨茨勒开辟了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咨询界的先河,成为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后一举赶超英国而跻身欧洲第一强国的传奇人物及幕后英雄。他被誉为“一个肩负着人类富强使命的商业天才顾问”!

      “1970年7月1日是我的第一个工作日”,亨茨勒在自传《挑战极限》中回忆道,他在麦肯锡公司的职业生涯开始了。1975年成为合伙人,1978年被选为董事,1983年成为股东会成员,并继John G. McDonald之后领导德国麦肯锡直至1998年底自动让贤,后担任欧洲区主席。

      赫伯特•亨茨勒让销售额从1984年的4000万欧元疯涨到1998年的3.4亿欧元,这就是他开创的被津津乐道的“赫伯特式增长”,他的座右铭是“停滞不前就是倒退”。这使他当仁不让地成为德国商界精神领袖。

      1998年11月,德国《经理人》杂志记录了亨茨勒决定让贤时的情景。麦肯锡总部时任掌门人拉雅•古普塔(Rajat Gupta)发表了一个即兴赞辞:“自麦肯锡创始人马文•鲍尔(Marvin Bower)起,没有人像亨茨勒一样为公司做出了如此多的贡献。”

      2001年底,亨茨勒因年满60岁从麦肯锡离职,但作为麦肯锡咨询委员会成员直至2007年;2002至2012年,担任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 Group)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瑞信主席特别顾问;2009至2012年,担任德国瑞信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2012年,在纽约独立投资银行美驰(Moelis&Company)担任高级全球顾问。

       亨茨勒在麦肯锡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为德国企业全球化战略、重组及治理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秘诀,成为德国70%以上的上市公司的领路人。不止于此,他言传身教的8000余名商业精英,分布在德国各个行业的知名企业中。

      事实上,亨茨勒在德国不单单被奉为“工商界教父”,为数众多的德国政界人士从他那里寻求执政之道。而如何使得政府和企业互利共赢,对他来说了然于胸。“我想成为一个好公民,并不希望那些丰富的经济知识只为自己所用。”亨茨勒说。对这个国家的卓越贡献,使他两度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勋十字章”。

       打开亨茨勒的名片簿,一眼望去闪烁着的尽是政要的名字:比如安格拉•多罗特娅•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德国总理),比如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德国前总理),又比如埃德蒙•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巴伐利亚州前州长)、洛塔尔•施佩特(Lothar Späth,巴登-符腾堡州前州长)。

      卡尔-特奥多尔•楚•古滕贝格(Karl-Theodor Zu Guttenberg),德国前经济与能源部部长、前国防部长。当亨茨勒执掌德国麦肯锡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的政界大人物中,政坛明星古滕贝格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拥有童话般的显赫家世”的古滕贝格是德国历史上最年轻的经济部长,与亨茨勒迄今保持了近20年的友谊。

      1996年,正值巴伐利亚-萨克森未来委员会召开大会之际,古滕贝格的父亲在古滕贝格城堡举办了一次晚宴,亨茨勒先生正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这是古滕贝格与亨茨勒的第一次晤面,那一年古滕贝格仅有25岁。

       “赫伯特•亨茨勒在经济界与政界间搭建的桥梁是前所未有的,他在政治上的成熟老练,在巴伐利亚州与联邦层面积极出谋划策和参与实务的热情也一直令我惊叹。” 古滕贝格在为亨茨勒自传《挑战极限》所作序言中赞誉:“在如今政治与经济全球性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局面下,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赫伯特•亨茨勒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古滕贝格看来,“他始终能把握住明显的问题,能看到,何处政事处理过于缓慢,或者存在自鸣得意的风险,尝试着随时贡献一臂之力”。这也正是亨茨勒能够担任巴登-符腾堡前州长洛塔尔•施佩特(Lothar Späth)与联邦经济部长赫尔穆特•奥斯曼(Helmut Haussmann)私人顾问而游刃有余的原因。

       从1993年到2007年,他是埃德蒙•施托伊贝尔(Edmund Stoiber)的重要幕僚。“作为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贝尔委托麦肯锡完成多个项目,所有的项目均由我负责。” 亨茨勒回顾那段时光时“认为他是一位目光长远的政治家”。

       如古滕贝格所说,无论是在巴伐利亚科学技术顾问组的事务,还是作为巴伐利亚州政府未来顾问组、去官僚主义委员会的领导者,以及德国(主要在巴伐利亚)启动项目以及与数字化时代的对接任务,无不体现着亨茨勒在公众事务上的杰出才能。

【二】

       结识之初,亨茨勒与施托伊贝尔经常见面的场所是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FC Bayern Munchen),而非巴伐利亚州的州长办公室。其时,施托伊贝尔是球队行政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足球是他们除政务之外的共同话题。

       足球无疑是德国最流行的运动。亨茨勒则说,“足球是战略性的运动,对它的爱植根在我的血脉里。”少年亨茨勒即是校足球队的队长,在他童年时代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就把他和弟弟拉进地下防空洞的邻家哥哥埃尔温(Erwin)是孩子们的榜样,因为他后来成为斯图加特足球俱乐部(VfB Stuttgart)的前锋,并13次入选国家足球队。

      “我们坐在同一张桌边,赫伯特以他充满幽默感的风格与人闲谈。话题是我们共同的爱好——足球,我们当即一见如故。”被世人尊称为“足球皇帝”的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前主席弗朗茨•贝肯鲍尔(Franz Beckenbauer)这样描绘当年与亨茨勒的初次会面。那是1985年,在当时巴伐利亚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ß)慕尼黑官邸的晚宴上。

      “赫伯特•亨茨勒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贝肯鲍尔在《挑战极限》序言中说,“在他的帮助下,德国足球队1988年获得了戴姆勒奔驰的赞助——直至今日——人们在德国国家队队服上还能看到梅赛德斯星形标记。”

      而亨茨勒自此担任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首席管理顾问,并亲自参加制定德国这个最大足球俱乐部的特别管理发展计划。2006年,他还支持德国足球联合会在本土主办世界杯的工作。曾出任德国足协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世界杯组委会主席等要职的贝肯鲍尔认为,亨茨勒为德国奠定世界足球强国地位立下了不朽功劳。

      在FC拜仁,贝肯鲍尔近距离感受到亨茨勒对足球和咨询工作的热情。亨茨勒在监事会主持俱乐部考核委员会的工作,后辅助贝肯鲍尔将俱乐部的领导权顺利转交到乌利•赫内斯(Uli Hoenes)手中。不仅如此,亨茨勒在弗朗茨•贝肯鲍尔基金会内参与董事会工作也已超过十年。

       “他对体育的热情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斯瓦比亚式实干家的天性。” 贝肯鲍尔说,自己和赫伯特•亨茨勒的交往常常是在他为麦肯锡足球俱乐部招新时,或是他创建的“锡米拉温人”登山小组的滑雪活动中。

      16岁时,亨茨勒第一次上了滑雪课,授课人居然是1938年7月从北坡登上艾格峰(Eiger)的鼎鼎大名的安德尔•黑克麦尔(Anderl Heckmair)。此后,亨茨勒再也没有中断过滑雪,甚至还获得了德国滑雪协会的教练执照。

       通过曾经的世界杯滑雪冠军克里斯蒂安•诺伊洛伊特(Christian Neureuther),亨茨勒与被称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登山家之一”的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Reinhold Messner)成为好友。1991年,已然50岁的亨茨勒在梅斯纳尔的鼓励下开始尝试登山运动。“梅斯纳尔让我认识了一个新的世界,直到今天我都非常喜欢置身其间,乐此不疲。”亨茨勒至今感叹道。

      1992年,梅斯纳尔邀请亨茨勒参加一个去厄瓜多尔的考察旅行。他想和一个电影剧组一起接下德国电视台的任务,追寻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足迹。1802年,未能登顶6310米高的安第斯钦博拉索山,成为洪堡的一大憾事。而梅斯纳尔和亨茨勒共同修订路线后,甚至只用一夜就登上了峰顶。

       亨茨勒曾问梅斯纳尔:“如果你不是极限登山历险家的话,你会干什么呢?”答曰:“我也许会成为企业高管或实业家,可以将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付诸实施。”两人就此谈到登山和企业管理的相似之处,亨茨勒提议:“我们或许可以组织一个企业高管登山队。”梅斯纳尔一拍即合。

       成立后的俱乐部以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山锡米拉温(Similaun)命名,这就是“锡米拉温人”登山小组。“锡米拉温人”限额21名成员,有出才能进。成员主要来自于德国男性企业家巨头及赫伯特•亨茨勒的挚友。以登山及滑雪活动为主,“锡米拉温人”建立相互间的信任与联系,并对当前和未来政治经济提出建议,直至今日都是决定德国以及欧洲经济动向和命脉的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智囊团。

      亨茨勒相信,登山者挑战极限的经验对企业高管大有裨益,“无论登山还是领导一家企业,人们必须全力投入,也就是说必须主次分明。但人们也必须具备放得下事务休息好的能力,在安静中思考;做事主动,为人谦恭,审时度势。”

【三】

       亨茨勒对极限登山运动的理解,中国企业家黄怒波颇多感触。2013年8月到9月,黄怒波在德国境内旅行,走访了德国35个世界文化遗产。“在慕尼黑,我有幸与传奇人物亨茨勒博士相会。他的睿智、严谨和绅士风度深深吸引了我。”这是中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与亨茨勒的首次交会。

       “狂热的登山爱好者”,这是黄怒波除诗人、企业家、慈善家之外的另一个标签。自2005年2月16日登顶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开始,黄怒波完成了“7 2”(即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徒步至南极、北极),其中三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这是一个绝不亚于专业登山运动人士的辉煌成绩。

      “在挑战这样的自然极限中,我深深地体会是坚韧以及细心。登顶是为了活着回来。做企业也一样,是为了不断完美、存活下来。”黄怒波的登山体验与亨茨勒并无二致。黄怒波称亨茨勒“不但是一个登山爱好者,而且是一个德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他盼望中国能有这样的人物,因为在经济大转型的时刻需要这样的智者来点拨迷津。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缺少这样的传奇人物,作为亨茨勒博士挚友及合伙人的知名华裔社会活动家索菲娅•李(Sophia LI),发愿推出亨茨勒自传《挑战极限》中文简体版以利益中国读者。黄怒波应邀为索菲娅•李担任总策划的这本自传写了推荐序言。

      同期被推出的还有亨茨勒经典著作《麦肯锡思维》的再版中文版。德国林德集团(Linde AG)董事会主席Wolfgang Reitzle告诉大家“追逐转瞬即逝的所谓管理潮流没有必要,亨茨勒的信条是:仔细观察,承担责任,果敢行动。如何做到这些,他都写在了书里。”

       “作为顶尖的咨询业者,Herbert Henzler帮助无数公司走向成功。他自己也是一名了不起的企业管理者。他总结经验并且告诉其他人,他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德国西门子公司(SIEMENS)监事会主席Heinrich v. Pierer则如是评介《麦肯锡思维》。

      在索菲娅•李的热心推动下,亨茨勒于中国阴历新年到来前欣然访华。2015年1月31日,“赫伯特•亨茨勒教授自传《挑战极限》中文版首发及《麦肯锡思维》再版新闻发布会”上,亨茨勒本人亲临现场。2月1日晚,亨茨勒在黄怒波陪同下,做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北京校区新年首场“高朋满座”论坛。

      2月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苏波会见了亨茨勒。工信部官方消息称“双方就新经济形势下中德工业合作面临的机遇,进一步推动中德高端制造业领域的技术开放与合作,以及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经营过程中如何应对挑战等内容广泛交换了意见”。

       索菲娅•李表示,上述活动仅是她携手亨茨勒博士推进中德经贸与文化等方面系列交流活动的一部分,“中德交往本有几个世纪的历史传统,德籍耶稣会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可谓‘西学东渐’的先行者之一。而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则是真正使中德文化发生密切交往的奠基人。当然,我们如今致力于中德关系,已不单单停留在文化层面。身为华裔人士,同时谙熟两国历史或是我优势所在。”

      1697年,莱布尼茨编辑出版重要著作《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序言中称:中国和欧洲两大文化源泉相互交往将大有裨益于双方。三百余年后,就中德关系递进,赫伯特•亨茨勒、索菲娅•李就此留给中国一个怎样美好的期待? 

■相关访谈:独家对话赫伯特•亨茨勒

(F:范正利  H:亨茨勒)

      F:您好,亨茨勒博士。向上追溯一个世纪,德国就已在我的家乡中国山东留下了很多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些令人不快的历史因素和时代背景姑且不谈,一个不争的事实是:1904年,随着胶济铁路的开通和济南商埠的开辟,众多德国洋行带进当时的新设备、新产品、新材料、新技术和新信息,客观上对济南商埠乃至整个城市建设和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时至今日,德国成为中国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成为德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请问亨茨勒博士怎样评价当今中德两国在经贸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您个人在中德交流中将会有哪些计划?

       H:中德两国之间有着友好的国家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各方面的合作,不只是经贸往来,也包括像文化、体育、文学、艺术等等多方面的关系。而且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这种关系的发展只是刚刚开始。在历史上有一段时期,对德国来说并不是那么好的一段时期,我们其实错失了100年。

      我高兴听到之前您讲到像胶济铁路的例子,还有一些大学的例子。我也很高兴,现在能有这个机会再重建中德之间经贸以及文化、体育、文学、艺术等等各个方面的关系。而且在重建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拓展这样的双边关系。

       F:仍然回到百年之前,德国当时在中国山东设计的诸多工程至今令人称道。比如津浦铁路济南站(济南老火车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建筑师赫尔曼菲舍尔设计,它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世界上唯一的哥特式建筑群落,并曾被战后西德出版的《远东旅行》列为远东第一站。

      又比如在山东的另外一个城市青岛,最是被市民称道的德国遗存不是宏伟的总督府,而是极具前瞻眼光的雨污分流式地下排水系统,历经百年仍在运转。凡此种种,让人惊叹德国人的大智慧和大手笔。那么,在城市建设中,赫伯特•亨茨勒教授能否跟大家分享一下当今德国的经验?您认为怎样才能做到高标准和高品质?

      H:我觉得,在今后的十到二十年当中,中国可能会在城市建设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这一方面。但是,我也看到双方在进行技术方面的交流。德国对于环保非常的重视,这一点我在前边的交流中也提到过,而且德国是在欧洲唯一拥有一个成气候的绿党的国家。在德国,绿党拥有11%的选票,所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党派。

      而且,在德国很多人是以一种对环保负责任的精神在生活。因此,我们有很多可以与中国共享的方面。如果可以向中国政府提建议的话,我就建议下一阶段在技术的开发上应有更多关注,比如说废物处理、节水节能等方面,在这些方面德国有很多可以与中国共享的东西,而且也可以一起来搞一些项目。

       F:当人们提到赫伯特•亨茨勒这个名字,首先想到的是您作为德国商界精神领袖所创造的一段段传奇。事实上,您还曾担任前巴登-符腾堡州长Lothar Späth与联邦经济部长Helmut Haussmann的私人顾问,有些像古代中国的“谋士”。另外,您也曾担任巴伐利亚州政府科学技术咨询顾问组(WTB)主席,领导并启动了“巴伐利亚启动计划”。

       这一切显示了您在政治层面的成熟与稳健。请问亨茨勒教授是出于什么原因,开始尝试着为复杂的政治局面寻找有效的管理解决方案呢?在为政府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教授您认为自己所取得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H:我发现当我们给企业做咨询的时候,一般所呈现的变化是企业市场份额增加了,利润增加了,或是创新能力提高了。我很快意识到这个时候我们能改造的只是一个企业。而如果说一个国家,针对于其贸易伙伴或其他国家时,我们需要应对的是政坛整体的局面。我们会根据我们所做的研究对政府建言献策,我们的咨询服务有的时候是收费的,有的时候是不收费的。

      通过这样的服务,我们感到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能够开阔眼界,同时能够进行比较,而且能够看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德国的政治领导人的着眼点往往是下一次的选举,可能就是在一两年之后要举行的选举,而我们经济状况的改变往往需要花的时间周期要更长。

       F:教授在德国经济界和政治界轻松游走,德国前经济与能源部部长、前国防部长古滕贝格(Guttenberg)称赞您“在经济界与政界间搭建的桥梁是前所未有的”。您曾两次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功勋十字章,这无疑是被高度肯定的一种标志。那么,赫伯特•亨茨勒教授,以您的经验而言,政府和企业应该建立怎样的一种关系以达到双方的互利共赢?是否可以把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分享给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

      H:我很高兴这次访华也会去会晤中国政府的官员,我也愿意跟他们分享我所取得的经验,其中会有比如说适用于企业的一些业绩指标也可以为政府所用。举例来说,创新意识越高,对社会来讲越是一件好事。从贸易平衡方面来说,贸易越多,对我们的福利促进作用也就越大。

      F:早在1990年,由您穿针引线促成奔驰汽车与德国足球国家队进行商业合作,并担任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首席管理顾问,亲自参加管理。那么,您对企业的管理运营经验放到足球俱乐部的监事会与审计委员会工作中是否也能适用?在德国最大的这个足球俱乐部耕耘28年,请问积累了哪些经验和教训?另外,听说您曾经将麦肯锡和德国国家足球队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似乎不相干的两者之间在您看来会有哪些相同之处?

      H:那么,我其实觉得一个优秀的足球俱乐部和一个差强人意的俱乐部之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管理。二十多年来,我们的足球俱乐部管理非常得力,而且管理层非常团结。我们能够去支持也能够选择合适的队员,以及能够去交流或是聘用到很好的教练,这就是我们俱乐部成功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我们的俱乐部和麦肯锡之间有什么可比性的话,其实就在于用人这个方面。因为在麦肯锡我们也是要选那些最杰出的最聪明的人才,而且我们要跟他讲,如果你想在我们麦肯锡这个俱乐部踢球的话,就要不断地去改进你自己,不能改进你就要走人。这就是俱乐部和麦肯锡两者比较相似的一点。

      F:要应付千头万绪的工作,必须保持充备的精力。您也提到一直能够激发自己极大热情的体育活动。除了足球,我们知道您还喜欢登山和滑雪。1993年,您和Reinhold Messner建立了传奇的“锡米拉温人”,作为顶尖企业高管人士的户外集会,这个俱乐部还是德国经济快速发展超级智囊团。人们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登山运动怎么会和企业管理乃至经济发展扯到一起呢?

      H:“锡米拉温人”俱乐部是一个比较精英化的一个群体。登山和企业的顶级高端管理之间确有很多共同之处:第一,两者都要去制定一个目标。登山就是要登顶,而在管理方面就是要在利润或是市场份额方面登顶。第二,都是需要一个团队来去做这个事情。第三,就是要你去把后勤保障要规划好,比如登山的时候拿的东西太多就登不上去了。第四,就是说要知进退。有些时候,你知道实在是登不上去了,你就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退出。第五,如果说团队的有些成员确实做的不行,该淘汰的就淘汰。这些都是需要我们的团队持续地去改进。我们不会把走过的路再走一遍,或者把登过的山再去登一遍。而是要不断地去寻找和创新。这也是登山所吸引我的地方。这在我的自传中有所涉及。

      F:2012年6月安永公司公布了一份针对400个中国经理人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德国成为了中国企业家在欧洲最受欢迎的投资地(数据来源于2012年度安永调查)。在已经进入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中,63%的企业选择了德国作为投资地。目前,在德中资企业已超过2000家。随着2014年7月德国更新投资补助地图,形成更完善的投资激励政策,去德国投资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所考虑。此前的2013年,中国就收购了20家德国公司,这些中国企业该如何适应一个全新、复杂的环境?

      H:中国已经派出了很多的学生到德国去学习,我就接触了很多中国学生。这可以说是适应德国本土的第一步,让本国人能过去了解德国的文化。留学以后,可以让中国的这些留学生加入到被收购德国企业的管理团队当中,能够成为集团整合之后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时候,他们就会起到促进作用,从而让整合以后的企业能够发挥更更大效益。

      F:另外,我们还要谈谈您的著作。就企业战略管理、经济和社会时政问题,您都不乏专著问世,其中有些作品还进入了畅销书榜,被翻译为英文、法文、中文与捷克语。从早年的《战略领导手册》到被奉为经典的《麦肯锡思维》等著作,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那么在最新出版的回忆录《挑战极限》之中,您希望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启示?又怎么想到出版本书的简体中文版?

      H: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带给三个方面的受众一些启示:一是面向年轻的一代。因为我本身童年是比较艰难的,就想告诉大家,即使你在儿时起步很低,也并不意味着你不能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取得发展。二是面向我合作过的客户。对他们给我们一些共事的机会,我非常感激。我想获得他们有关哪些事情我们做的是正确的,哪些事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反馈。三是面向麦肯锡的同事们以及所有的咨询界人士。我想大家知道我们从事的是一个艰苦的职业,我们工作在富有挑战性的环境,但是凭借所谓运动员的体育精神,我们能够不但取得成功,而且能够获得快乐。

      顺便提一句,我在德文版出版以后,首先以中文版出版,这比英文版和俄文版都更早出版。当然,这也要归功于索菲娅•李所做出的努力。

      ——范正利,财经作家、资深媒体人。本文原载于2015年04期《市场观察》杂志;2015年08期《祖国》杂志同步刊载,题为《赫伯特•亨茨勒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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